其论法，纯以客观的准驭事实，主观的执行法之适用，持干涉主义，以国家之力为制裁之工具。

在昔，如汲黯之矫制发粟，如马援之送囚而纵，皆系著例。故其推崇礼治达于极端，有如《曲礼》所谓夫礼者，所以定亲疏、决嫌疑、别同异、明是非也。

民事贵在道德之诱劝，使其人于礼之范围，民律不发达之故也。如何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?其始自应确认三民主义为法学最高原理，所以然者，三民主义为救中国建中国治中国之主义，本其理论创造法制，既能顺应时代而又适合国情。顾此之所谓常，并非视为礼以行义、信以守礼之常，乃重于刑以正邪之常耳。且尝命儒臣四人，同刑官讲唐律，日进二十条，即其证也。召武公所谓礼，国之干也;敬，礼之兴也，孟献子所谓礼，身之干也，敬，身之基也是。

殆武帝时，表彰六艺更重儒说。安石岂为奸佞，而以《周礼》乱宋也哉?实当时一般儒者皆于墨守旧制，不思革新，逼其使为乱也。每户既都授田，便不必履亩论税，只逐户征赋，称做户调制。

晋，减少族诛的罪名，但又明定于律，明帝时族诛始不及妇人，南朝同。因为往昔我国在大体上都是居于强盛地位，自视为天下共主，负有万国衣冠拜冕毓的气概。直至五代，取士不问家世乃完全实现了。明，除了以丁为计的徭役，上命非时的杂役外，并有以户为计的甲役。

国家和家族的关系既然这样密切，所以国、家在最初用语上虽有区别--天子所治称做天下，诸侯[[3]]称做国，卿大夫称做家--但终连用，成一单独名词，用以指国。辽，妻子没人官，或没人掖庭，或外赐臣下家为奴婢。

武帝时，曾以关东群盗妻子徙边的，为军卒妻，即其例。汉，陈忠奏母子兄弟相代死者，赦所代者，准其请。汉宣帝时下令，子首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李陵降敌亦族其家，母弟妻子均不免。

然而祖父母父母及其子孙，无论由何人起意，都不得异其户籍。至於妻党系以夫对妻的亲属称谓为主，婚姻系以妻对夫的亲属称谓为主。文帝时，并诏罪人妻子勿役，止及一身，对于连坐稍有改变。虽系自女系方面计算，实因彼等自有其族其家，便列为一类了。

而在通常情形下,告祖父母父母者绞。无如我国数千年间，重视家族制度的儒家学说居于正统地位，其他思想均居闰系，自无若何力量。

④在家族内，妻贵而妾贱。然民有二男以上的分异，究被视为人情之反，风俗之薄，并非礼的常则。

且夫妻持政，子无适从，亦所以达家无二主的目的。宗子掌理宗的事务，主祭祀，主婚姻，教族人，其权力在家长以上。娶就是取女的意思，夫以妻为室，自必取女于其家，因而左桓六年[[18]]文对娶就说受室以归。服的加隆或减杀，至不一致，所以和现代法的亲等似而不同。明清律略同，惟刑度较异，其科刑从重可知。唐《户令》既以《月令》的话为宗，元明清的条格或律均同。

明清律《户役》篇也都有立嫡违法的条文。东汉初，赃吏子孙三世禁锢，不得发迹。

……诗云，"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这有五事为证:1.先以遇赦不赦为证。

秦最重法，当文公时，首定三族之诛。这即[[6]]视家为其编组的单位了。

《孟子》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;其中为公田，八家各私百亩，同养公田;百亩之田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[[11]] 原文误为一俱户不籍。不特天子不能独尊位，就是诸侯也渐失优势，赋税兵甲都把重心放在家制上。金，征役必按版籍，先及富户，势均便以丁多寡，定甲乙。

《史记·商鞅传》令民为什伍，而相收司[[22]]连坐是秦国又承其制。诸祖父母父母在，而子孙别居异财者，徒三年;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……徒二年，子孙不坐即是。

然则以反对宗法社会的论据欲否认家族制度的存在，未免有所误会!家族制度的演变，在其构成分子上，固然渐次由广而狭，后世各律也并未强制其必为大家族的共同生活，若所谓义门者然。其用意不外斩其祀而免其死，以达灭门毁家的目的而已!北魏，凡犯门房之诛的，十四岁以下的男子免死，代以宫刑。

所以大宗无后，族人应以支子为大宗。反之，族灭家亡，祖宗血衾即断，事关切身利害，莫不特别重视

凡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者，杖一百，诬告者绞，这称做干犯名义。魏武帝以计亩而税与计户而征并重;晋武帝藉授田策略，招纳流亡来归。唐律诸嫁娶违律，祖父母父母主婚者，独坐主婚;若期亲尊长主婚者，主婚者为首，男女为从，即系明证。专制帝王对于人民此种具有深远历史及浓厚感情的家族组织，顺其势而为利用，实即儒家所谓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的道理，越发使人民趋重家族生活，未能趋重其国家观念。

现代法律，对于家族同居除用同居字样外，并以共同生活为称，而将同居、别居字样的重点用在夫妻的个人关系方面。在周的宗法社会里，天子以天下的大宗而居于上，家仅指卿大夫所治及天下民家而言。

明律分为户役、田宅、婚姻三篇，总称为户律，清同。这些都是本于推崇孝道，特赦犯人的罪。

吕后曾下令废除，然新垣平谋逆，仍然夷了三族。且如家伎奴婢一类的人，也在同居的范围，所谓家口、家人均系指此。